接受现实的前提下把控风险
深入农业和农村，年轻人会陷入一些来自政策和市场的困境。迄今仍让朱波不平的，是几年前与当地政府的一次合作。
当时朱波的工厂已经运营两年，势头不错。当地政府希望朱波的工厂向1076户农户出售售价为6500元一台的机器。当地政府允诺，农户向朱波支付2500元，剩余的4000元，先由朱波的工厂垫资，待农业局和林业局发给农户共计4000元的补贴到账后，再由农户支付给朱波。此后，朱波得到通知，称相关资金由省一级主管部门统筹整合，“这笔资金就一直欠着，欠了我们500多万，快六年了，杳无音讯。”
郭祁琦运气好一些。资金吃紧，他们一边扩大销售区域，一边依靠研发新设备，申请专利。“农机方向的科技创新比较少，我们申报一些省级、国家级的项目会相对容易。”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依靠科技部的项目获得200万元的补贴才渡过难关。
在郭祁琦的经验里，要获得最新的产业信息，争取更多的资源，必须要与当地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但问题在于，一旦政府出现变化，企业前景就会遭遇不确定性。在他看来，这就是在农村创业的复杂之处。
“以申请中央和省一级的项目为例，要申请，你就必须要有跟农户合作的经历，要有利益链接机制。我们跟农户一起做事情，所以在申报的资料准备上，我们非常强，做起来也很简单。但政策风险也特别大，有可能一直拿不到钱。”郭祁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明霞和杨小强遇到的，是另一种困境。农产品上市本就有窗口期，窗口期内，价格又会随行情波动。做微利的农村电商，如何在库存滞销风险和断货风险间找到平衡，对年轻的电商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做水果，不可控因素太多了。一批货拿回来，不一定全用得上，残次率也参差不齐。昨天的残次率只有5%，今天可能会达到10%。到了10%，今天收的货可能就不够发。”杨小强说。
要以严格的收购规则要求农户控制残次率，这样的规则屡屡失灵。“并不是因为我们规模小，而是因为一个水果的成熟期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如果农户天天忙着挑选，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果实直接烂在地里。以樱桃为例，产品本身就很脆弱，挑出来的次果，要么倒掉，要么就以一两块钱的价格贱卖。相比农户，我们更有能力承担风险，因为我们可以挑选出残次品走低价的电商平台。”杨小强说。
“并不是说我们多么（高尚），其实定规矩的时候，我们的界限也是很明确的，但是在工作中……”电话里，杨小强和张明霞笑起来。“看着他们那么辛苦那么累，要坚持这个界限真的挺难的。前两天，我们收民勤蜜瓜，一开始就说，就要这么多，多的一点儿都不能要。”张明霞回忆，当天，供货大叔送完定好的瓜后，晚上又多拉来一车瓜。
“我们努努力，是能卖掉的。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找其他做电商的朋友一起消化，警告他们，瓜卖不掉就不给饭吃。”张明霞爽朗大笑。
另一个难题来自物流。定西偏远，物流成本高，再加上西部电商发展整体滞后，导致分拨中心等基础设施容量和效率都受到限制。“西安、郑州的分拨中心比较大，一天几百个挂车都能中转过来，但西北这边，哪怕只有几十个挂车，人手设备也跟不上，货总得在那里压个四五天。”杨小强坦言。
此外，合作的快递公司价格亦时常波动。“我们发货的网点，要是完不成他们的任务，运费就好商量，你说啥就是啥，他们一旦完成了任务，价格就高了。”张明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说实话，在农村，合同很多时候就是一张‘纸’。”电话里，杨小强笑着说。这是农村的现实，他不抱怨，只是想方设法在接受现实的前提下把控风险。2022年初，杨小强和张明霞还清了债务，如今，他们始终能留着几十万元的现金保底，再也不用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