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感到残酷的是，“新贫穷群体”往往是本来贫穷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家庭贫穷的延续。“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的难度要大得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明显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家庭背景已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大学生就业中的“潜规则”已经非常普遍，农村大学生找工作困难，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关系网络及对公务员职位招考时，带有就业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等，都让他们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城里的孩子，从小在城市长大，父母都在城市里工作，认识的朋友多，家里多多少少有些关系，父母就可以利用身边的资源为孩子铺路，而农村大学生的父母则无能为力。至于那些有优越家庭背景的毕业生，则更容易借助其父母手中的金钱和权力，顺利地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贫穷和富贵均大有被世袭之势！所谓“穷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官二代”等已成为新的流行语，还有无数个三代人在一个系统、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单位的“政法之家”、“电力之家”、“电信之家”、“金融之家”和三代同一个身份的“公务员之家”等等，正是就业竞争机会不均等的产物。
想当初，相信“知识改变命运”，高考(论坛)“金榜题名”的大学新生，在金秋时节揣着的一个金灿灿的梦想走进了大学校园，度过了几年浪漫的五味俱全的校园生活，但当他(她)们走出校门的第一天起，便立即感受到了人生第一个巨大压力——“就业之难，难于上青天”。
来自贫穷家庭的毕业生就业难，已经呈现出两个向下的趋势，一个是就业率降低，一个是起薪点降低。就业率低薪酬低，这“两低”使许多大学毕业生“旧贫”未除，“新贫”又添。
近年来，新闻媒体关于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报道屡见不鲜。这些寒窗数载的学子怀揣文凭，走出校门，四处投简历，托关系，只为找到一个谋生的“饭碗”。然而碰壁者居多，即使有幸找到一份工作，起薪大多也在1000元左右，最低的甚至只有600元，和民工相差无几。
多少大学毕业生为投递简历而跑断了腿？多少大学毕业生为遇不到“伯乐”而发出怀才不遇的感叹？多少大学毕业生为找不到合适的用武之地而后悔“白读了几年大学”？多少大学毕业生因在职场上屡屡碰壁而灰心丧气？
2006年4月8日上午，在青海民族学院举办的“非公有制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一块书有“永乐馄饨店”5个大字的招牌十分醒目，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王磊停住了，这家小吃店是他暑假打工端盘子的地方。老板很热情，“小王，到我这边干吧。别人一个月给350元，我给你400元，包吃包住！”王磊没敢应声，拔腿跑了。“好不容易读了本科，出来竟是端盘子？”王磊看上去很难过。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他，4年大学的费用几乎拖垮了全家，临到毕业，却不能靠一份满意的薪水还上读大学的“巨债”。马上就要毕业了，大四学费还没交的王磊焦虑不已，“交不齐学费，领不到毕业证，找工作就更难了。”令人吃惊的是，王磊所在的班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未交齐学费。
《南方周末》的记者曾经发过一篇题为《西部贫困大学生调查：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的文章。该文引用全国人大代表程苏的数据对比：“按平均水平计算，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支出7000元，这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强劳力35年纯收入！”农家子弟举债上大学，意味着毕业后及背负着还债的压力。而就业困境使农村大学生成为新的边缘人群，尤其是待业多年的毕业生，10年内都将陷于“学债”的纠缠之中。许多农家子弟毕业后难以在城里找到工作，回到就业机会更少的原籍，多年待业荒废了所学知识，相当数量者打起短工，以搬砖头、端盘子等体力活谋生。还有的学生因毕业后没有工作，或虽找到了工作但工资太低，未能按时偿还入学时申请的助学贷款，而在银行的信用记录中留下了“污点”。如湖南省儿童医院的一位博士后，去年他在长沙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最近到银行贷款，被银行工作人员告知：他在银行有不良信用记录，不能贷款，急得他不知所措。原来，他在读大学一年级时，向银行申请了5000元的助学贷款，大学毕业后因薪水太低没有按时还款，结果因银行诚信“污点”而丧失了贷款的机会。
大学毕业生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其生活状况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令人担忧！
高考时的发愤努力和上大学的金钱投入，不能不使大学毕业生对岗位尤其是薪酬具有一定的期望值，单纯的体力劳动、普通的服务工作、千元以下的低薪水岗位，肯定不是他们所乐意接受的。当他们受困于最低工资强加的限制时，便无法长期安心于一个“无法解决衣食住行”的低工资工作。实际薪酬和个人期望值之间的矛盾，加重了他们的痛苦，也延长了他们自身的成长时间和技术积累过程，这个问题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是难于解决的，也是大学毕业生最困惑最痛苦的现实问题之一。在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情况下，有的大学毕业生便选择频繁跳槽，有如猴儿追落日，过了这山望那山；有的毕业生在既就不了业也成不了家的情况下“破罐子破摔”，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女大学毕业生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走进了“灰色地带”：成为老板的“性伙伴”或到休闲场所出卖身子；最令人心痛的是，有的毕业生竟糊里糊涂地加入了传销队伍或盗窃团伙，而在全国各地，甚至已发生过多起待业多年的大学生自杀的悲剧。
青海省平安县文秘专业毕业的小颜，走出校门后没找着工作在家闲了一段，因听到四邻八舍说他的闲话，有天晚上他竟悄悄地离家出走了，两年多没跟家里联系了，他双目失明的母亲好长一段时间急得茶饭不思，一听有人提起儿子，她的眼泪便像断线的风筝哗哗地流个不停。小颜的父亲颜宗奎到现在还住着逼仄的土坯房，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家里靠卖鸡蛋、菜籽一年收入不到600块钱，为筹学费，连盖房子的木头也卖光了。”原来，颜宗奎老汉本想让儿子申请助学贷款，“可一个班只有一两个人能申请到。因为前面毕业的同学找不到工作，收入低还不上，银行不愿意贷了。”他后悔送儿子上大学，家里至今还背着近1万元外债，“餐餐都是开水就馍馍”。
2007年7月，长春的小强大学毕业后，开始找工作。今年3月，小强在网上联系了广州一家单位应聘设计师，并在3月末前往广州。到了广州后，小强没钱住宾馆，就在大街上和火车站过夜。在和用人单位取得联系后，用人单位告诉他将作品交上去然后回家等消息。但小强在打算回家时，他身上只剩下不到330元钱，而这些钱连到长春的车票钱都不够。在从广州回家前，他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又渴又饿，让母亲给他汇100元钱，在电话中，小强的母亲责怪他不该浪费钱跑到广州去。工作没着落，小强感到回家无法面对母亲，最后，他想到了自杀——在乘坐火车返回东北途中。他突然情绪失控，用拳头和头部击撞车窗，大喊“不想活了”。列车长和乘务长轮流守护他38个小时，中途制止了这位大学毕业生10余次轻生行为。
曾经被誉为“天之骄子”、“社会精英”的大学毕业生何以沦落到了如此地步呢？20年前的大学生确实是“天之骄子”，上学不用花钱，工作由国家分配，上了大学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随着教育的产业化，特别是始于上世纪就是年代末的大学扩招，“多得碰鼻子”的大学生从此风光不再，由“社会精英”降格成了“普通劳动者”。但“普通劳动者”也是需有劳动岗位的，在岗位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许多毕业生便自然成了“待业者”和“失业者”。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毕业的513万大学生中，至今还有约250万尚未找到工作。这250万毕业生，是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贫困者。他们极少数人赋闲在家，绝大多数人仍在朝着自己的理想目标努力。他们非心安理得地接受家庭经济支持和帮助，而“啃老族”是他们最怕听到的称呼，尽管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家庭支持，但他们绝非有意“啃老”，而是普遍对“啃老”表现出了强烈的愧疚感。“父母都老了，可能会生病或者怎么样，我毕业了但没能赚钱，还要靠他们养，想想真是难过，欠父母的太多了……”这种愧疚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不应该过多地批评大学生好高骛远，对薪酬的期望不切实际。不论是哪个国家，上大学的目的无非是通过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来提高个人的竞争力，以在更高的平台上更多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换句话说，大学不论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它总归是改变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增高器”。大学毕业生期望值高一些，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按照“教育如衣”的理论，录取了一个大学生，等于许诺将来给他(她)她一套好衣服。可是低于1000元月薪的工作，只是相当于一条裤头。谁好意思建议说，赶快接受吧，否则就只能裸奔了！用“安慰话”和“鼓励话”将大学毕业生降格为一个低文化的普通劳动者，这又会让我们回到“读书无用论”的老路上来。
我们也用不着拿美国的大学生也端盘子，也干普通人的活儿，来作为说服中国大学毕业生“降格以求”的理由。殊不知，按照美国人的观念，大学生不愿意接受家里的资助，而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读书、生活所需的费用，美国大学生打工，主要是勤工俭学，当然也有人并不是为了报酬，而是想多点社会实践经验。再说，美国很少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主要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许多看似由普通劳动者“坚守”的普通岗位其实并不普通，真正的简单劳动岗位除了成为美国在校大学生勤工俭学的舞台外，很少会成为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假如为了消除贫困必须接受教育，而接受教育后却不能缓解贫困；假如一味提倡大学毕业生“放下架子去”和普通劳动者争“饭碗”，那不仅仅是这一代大学毕业生的悲哀，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大学毕业生低起薪就业的趋势，与社会政策的正当目标相冲突。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强调改变“GDP主义”的发展模式——要建立两个指标来满足社会的正当期望，发展要表现为减少贫困；发展要表现为增加居民收入。然而，如果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中，有接近半数的人只能接受起薪点低于1500元的工作，超过10%的人低于1000元，极端案例中发现有低于800元的，这样的薪酬水平，“造就”了大学毕业生这个新的贫困群体。人们通常所说的贫困，是由于资源不足、交通不便、观念落后、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而大学毕业生的贫困，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贫困；是由于分配不公、政策失当所造成的贫困；是一种可以在公平公正的“量尺”下减少乃至消除的贫困。只不过这需要我们自我检讨其发展的政策和发展的标准。
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发奋向，不论是农民居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不管是贫穷家庭子女还是富裕家庭子女；不管是官员家庭子女还是平民家庭子女，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能力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我们在经济总量强劲“崛起”的同时，务须防止新的贫穷群体的“崛起”！
